家庭教师的工作不会占去我的全部时间,于是我办了一个小班,教那些在俄国统治下无法上学的农村孩子读书。这户人家的大女儿也参与帮忙。孩子们自愿参加,我们教他们读写,还送给他们一些波兰语书籍,家长们也很喜欢这些书。但是俄国政府禁止一切此类活动,即使我们的行为别无居心,也可能会身陷险境,比如被捕入狱或被流放到西伯利亚。

晚上的时间,我一般用来学习。我听说在彼得格勒和外国有一些女子成功学完了一些课程,于是下决心自学一些预备知识,以便日后效仿她们。

我还没有决定要走哪条路。我对文学、社会学和科学都很感兴趣,不过这几年里,一直在通过自学一点点寻找自己真正的兴趣所在。最终我转向了数学和物理学,一旦下定决心,就开始认真地为将来的学习做准备。我想去巴黎深造,所以希望能攒下点钱,供我在那边生活学习一段时间。

自学的过程困难重重。我在中学接受的科学教育很不完备,与法国中学的课程水平差距很大。我试着用随意选取的一些课本自学以弥补不足。这种方法虽然效率不高,但也有些成效。这段时间,我养成了独立工作的习惯,也学到了一些日后能够派上用场的知识。

后来,大姐决定去巴黎学医,于是我也改变了自己对未来的规划。我们约好互帮互助,但没有足够的钱一起离开,所以我继续做这份家庭教师的工作,直到三年半后教完这几个学生才返回华沙,接着又在那里找了一份类似的工作。

新工作我只做了一年,就回到了父亲身边,他已经退休了一段时间,现在一个人生活。我们一起度过了美好的一年,他写了一些诗文,我靠做家教攒下了一些钱。与此同时,我还在继续努力自学。在俄国政府统治下的华沙自学并非易事,但比在乡下毕竟机会多一些。我生平第一次进入一间实验室做实验,感到莫大的满足。我的一个表哥是这间很小的市属物理实验室的主任。我只有晚上和周日才有时间过去,所以做实验的时候总是独自一人。我试着做了物理和化学课本上的各种实验,经常得到一些意想之外的结果。有时我会因为小小的成功而喜出望外、备受鼓舞,有时又因为缺乏经验导致事故和失败,深深陷入沮丧。这些最初的考验让我明白了前进的路上没有坦途和捷径,但也使我更加确信,自己向往的是在物理和化学领域从事实验研究。

后来我加入了华沙的一个进步青年组成的团体,在其中做一些教学工作。这个团体的成员都热爱学习,而且渴望为社会和国家做出贡献。在华沙还有一些类似的青年团体,他们认为要想救国,就必须为提高国民的知识和道德水平而努力奋斗,波兰的希望正系于此。我们的最近目标是先自学,再把知识传授给工人和农民。按照这个计划,我们商定把上课时间定在晚上,每人教自己最擅长的课程。不必说,这是一个秘密团体,因此每件事都会遇到重重困难。团体里有一些极富有献身精神的年轻人,我至今依然相信他们能做出一番真正有益的事业。

我还清楚记得那种志同道合的氛围,我们在搞运动和学知识的道路上携手共进,虽然行动手段不强,效果有限,但我一直坚信当时指引我们的思想,是通向真正社会进步的唯一道路。没有自我提升,谈何改造社会。为了这个目标,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谋求自身的最大发展,同时承担起自己在人类共同生活中的责任——我们的职责就是帮助那些我们最能帮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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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期经历的种种事情,都使我更加渴望继续深造。父亲很疼爱我,尽管手头并不宽裕,却希望能帮我实现梦想。大姐不久前在巴黎结了婚,决定让我去和她住在一起。父亲和我都希望等我学成归国后,我们能再次一起生活,但是命运将做出不同的安排,我将在法国结婚并留在那里。父亲年轻时曾梦想从事科学工作,虽然不能一起生活,但我在工作中渐渐取得了一些成就,给他带去了些许安慰。父亲对我的无私爱护我永远铭记于心。后来他和哥哥一家住在一起,充满慈爱地抚养几个孙辈。1902年,父亲刚过七十岁就离开了我们,使我们心中哀痛不已。

1891年11月,我二十四岁的时候,终于实现了几年来萦绕心头的梦想。

我到了巴黎,受到姐姐和姐夫的热情欢迎,但我只在他们的家里住了几个月。因为他们住在巴黎郊区,以方便姐夫行医,我却想住到离学校更近的地方。后来我像许多波兰留学生那样租了一间小屋,添置了几件家具,在那里度过了四年学生生涯。

那几年的学习给我带来的益处是说不尽的。远离了外界的干扰,我全身心地沉浸在学习和进步带来的喜悦之中。不过因为我的积蓄很少,家里也没有多大能力资助我,日子一直过得很清苦。这种情况并不少见,我认识的许多波兰学生都有类似的经历。我的房间在阁楼上,冬天冷极了,取暖设备只有一个不顶事的小炉子,还经常缺煤。有一年冬天特别冷,夜里脸盆的水经常会结冰。我只好把所有衣服都堆在被子上,才能勉强入睡。我在房间里做饭有学者声望,只有一盏酒精灯和寥寥几件炊具,经常只吃一些面包、咖啡、鸡蛋或水果充饥。没人帮我做家务,取暖用的煤块,我也只能自己搬上六层楼。

在一些人看来,我的日子过得很苦,我却从中感受到了真正的魅力。这种生活给了我非常宝贵的自由和独立的感觉。我在巴黎这座大城市里默默无闻、独来独往,自己照料自己,但这种感觉一点也不难受。偶尔我也会觉得孤独,不过大部分时间都心境平和,还有一种强烈的精神上的满足感。

我一心扑在学习上,一开始我觉得课业有些困难。事实上,尽管我在波兰付出了许多努力,基础却远不如法国同学那样扎实,进入索邦大学后在自然科学课程方面难免吃力。我必须努力弥补差距,特别是数学。我把时间分成几段,用来上课、做实验和在图书馆自习。晚上我就在小屋里学习,有时学到深夜。我所见所学的一切新知识都让我欣喜不已,仿佛一个新世界——科学的世界——在我面前打开了大门,而我终于能尽情地一窥堂奥了。

关于我和同学的关系也有一些愉快的回忆。一开始我很腼腆,后来我发现大部分同学都很用功而且友善。我们一起探讨学到的知识,对一些问题有了更深的兴趣。

我在波兰同学中虽然没有学习伙伴,却和他们的一个小团体来往密切。我们时不时聚在某个人简陋的小屋里,讨论祖国的种种问题,我感到不再那么孤单。我们还一起散步,因为都对政治有兴趣,有时还一起参加公众集会。不过巴黎生涯的第一年将要结束时,我不得不离开了这个圈子,因为我必须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学习中,争取早日完成学业,我甚至在假期里都在复习数学。

我的不懈努力终于有了回报。我弥补了自己基础训练的不足,和其他同学一起通过了考试。1893年,我以第一等成绩获得了物理学学士学位,1894年以第二等成绩获得了数学学士学位,对这个结果我感到非常满意。

日后,当我姐夫回忆起我的这段艰苦奋斗的日子时,曾戏称它为“我妻妹人生中的英雄岁月”。经过那么长时间的等待,我终于得到了学习的机会,当然会心无旁骛地投入其中。对我来说,这段孤独岁月将永远是我人生最美好的回忆之一。

1894年,我与皮埃尔·居里第一次见面。一位在弗里堡大学担任教授的波兰同胞来看望我,又邀请我去他家拜访,他还邀请了一位他很欣赏的年轻巴黎物理学家。一走进他家,我就看到通往阳台的落地窗前站着一个高个子年轻人,他有一头褐色的头发和清澈的大眼睛。我注意到他的神情严肃又温柔,举止洒脱,看上去是一个沉浸在自己思绪中的爱做梦的人。他对我的态度单纯热情,让我心中顿生好感。第一次见面后,他提出想再见面,继续那晚关于科学和社会问题的讨论,我们对这些都很感兴趣,看法也很相近。

过了一段时间,他开始到我的住处拜访,我们成了好友。他给我讲他的日常工作情况,还说他的理想是过一种完全献身科学的生活。不久,他提出想和我携手共同追求那种生活。但我无法立刻决定,因为答应他就意味着抛弃我的祖国,远离我的家人。

假期我回了波兰,当时尚不知自己能否返回巴黎。不过后来情况有了转机,我得以在那年秋天回到巴黎,继续我的研究。我进入了索邦大学的一间物理实验室,开始实验研究,为我的博士论文做准备。

我和皮埃尔·居里又见面了。因为工作的缘故,我们越走越近,最后我们都深信自己不可能找到更好的人生伴侣,就订了婚,在1895年7月举行了婚礼。

皮埃尔·居里当时刚获得博士学位,在巴黎市立物理和化学学校教书。他年仅三十六岁,却已经是一位在国内外都很有声望的学者。他一心扑在科研工作上,从来不曾为自己谋求前程,收入十分微薄。婚前,他一直和年迈的双亲住在巴黎郊区的索镇。皮埃尔深爱自己的父母,第一次向我提起他们时用了“高贵”这个形容词。事实也正是如此。他的父亲是一位老物理学家,学识渊博,性格刚强;他的母亲是一位很了不起的女人,为丈夫和儿子奉献了一生。皮埃尔的哥哥是蒙彼利埃大学的教授,兄弟二人感情甚笃。我有幸加入这个可爱可敬的家庭,受到了他们非常热情的欢迎。

我们的婚礼非常简单。结婚当天,我没有穿特别的礼服,邀请的也只有几位亲朋好友。让我特别高兴的是有学者声望,父亲和二姐从波兰赶来参加了我的婚礼。

我和皮埃尔别无奢望,只想找个安静的地方工作生活。我们幸运地找到了一套有三个房间的小公寓,窗外能看到一个美丽的小花园。皮埃尔的父母给了我们几件家具。我们还用一个亲戚给的礼金买了两辆自行车,经常骑上车去郊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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