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晚11点，躺在床上的尤婷（化名）戴着降噪耳机，捅了捅身边的丈夫。“喂，和你说话呢。”见对方毫无反应，尤婷只得拽着他的胳膊，摘掉他同样戴着的降噪耳机大喊：“这下听见了吧。”新婚半个月的尤婷夫妇每天都在经历这番场景。
让夫妇俩“貌合神离”的是头顶上持续两年的“嗡嗡”声：天台的加压水泵24小时运转，振动通过房屋结构传播到尤婷家里，变成犹如“开水煮沸”的噪音。这类噪声被称为低频噪声：频率一般在20到200赫兹之间；多来自于水泵、电梯、空调外机等高楼中的机电设备；长期存在易引发神经衰弱、内分泌失调等严重身心损害。
浙江大学研究显示，低频噪声是目前居民区中影响最大的噪声源。尽管如此，许多低频噪声投诉者长期以来陷入维权困难的窘境。低频噪声如何规范化检测、如何标准化评估、如何从源头控制，是急需关注的问题。
“嗡嗡”声听似微弱，却剥夺着安静的权利。
低频噪声的困扰
尤婷住在普陀区万里双子座小区的顶楼。2020年，她第一次留意到头顶上的“嗡嗡”声。“像在头上煮开水。”她描述道，持续的低鸣在夜晚尤其明显，令她头脑发胀、心跳加快。
尤婷通过物业得知声音源头是天台上全天运转的加压水泵。水泵的振动波传播到尤婷家中形成低频噪声，两年来从未消失。今年6月，物业换了新水泵后噪音变大，尤婷每天吃两颗褪黑素才能勉强入睡，降噪耳机要24小时充电，不然没“安全感”。
△水泵正在运作发出“嗡嗡”声。
而在上海市杨浦区书香公寓，“哒哒”声持续了十年。公寓底层的大旗快印全天营业，打印机运转时的振动引起低频噪声，2至8层的住户都能听见。住在2层的居民夏超（化名）抱怨：“就像在敲打我的大脑。”
低频噪声问题日益突出。百度低频噪音吧有近2000个用户，近14000条帖子；微博实时几乎每天都有低频噪音相关内容；在上海12345市民热线2021年上半年接到的51938件噪声投诉里，空调、水泵、电梯等低频噪声源是高频词。
求助的帖子中，“心麻” “焦虑” “易怒”频频出现。由于低频噪声能够轻易穿透障碍物，和人体内器官的固有频率产生共振，长期会造成神经衰弱、失眠、头痛等神经官能症，也会导致末梢血管收缩和内分泌失调等不可逆损害。
但低频噪声投诉者们正陷入维权困难的窘境。
尤婷和物业、社区协调两年未果，业委和物业说声音“凭空臆想”，她只能多次拨打12345市民热线举报。书香公寓的居民投诉了十年，住户换了好几批，低频噪声扰民问题依旧没有解决。
10月12日，尤婷收拾完行李前往酒店，离开自己的婚房。“最后还是要我逃走。”尤婷苦笑，两年前她也曾因低频噪声逃离，在朋友家睡了一个月的飘窗。
检测困难重重
“我不是想要无声，但怎么可以说声音不存在呢？”尤婷有些哽咽。
“我们做过检测。”万里双子座小区的物业经理翟伟取出2022年报修联系表，上面写着：7月24日，2902反映楼顶水泵响，上午10点现场测试客厅38到45分贝，卧室30分贝上下。翟伟提到，国家规定住宅区白天噪音限值55分贝，尤婷家的噪声“不存在”，因为没有超标。
△翟伟出示的保修表说明了检测分贝。
“低频噪声不能用普通分贝仪测。”从事噪音监测行业20年的林耀表示，精准检测低频噪声很难，要选择合适的时间、环境，避免其他噪音的干扰。
夏超联系相关环境生态执法大队后得到答复：环保局没有用于低频噪声的声计仪，只能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进行检测。夏超叹息，此前环保部门对打印店噪声的粗测数值已经超标，但只能作为协商证据，不能作为法律依据。
法律依据是居民诉讼的前提。居民若要起诉低频噪声源物主，如水泵的开发商或打印店，需要有国家认证的专业噪声检测报告。检测设备、检测人员、检测单位都要符合相关资质，缺一不可。
符合资质的噪声检测公司并不多。上海祥宁环境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等均表示没有用于低频噪声检测的仪器和人员。
部分符合资质的噪声检测公司却不愿接洽个人业务。埃欧孚（上海）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的客服感到为难：“测很简单，但后续服务周期太长。”就算公司可以出具噪声检测报告，也不会加盖国家认可的红章，因为不想出庭举证引发矛盾，此前已有纠纷先例。
“万一不成功怎么办？”尤婷、夏超等投诉者也不想轻易起诉。诉讼的沉没成本太高，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据林耀了解，截至目前鲜少有起诉噪声成功的官司案例。
评估标准缺失
低频噪声并非无法可依。
今年6月5日起，新修订的《噪声污染防治法》第六十二条将经营单位的低频噪声纳入法律规范，第三十条赋予生态环境部门实际行政处罚权。夏超回忆，执法大队在粗测之后已经要求打印店整改，不然“要找第三方来测”。如果超过《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中的低频噪声限值，就要罚款。
尤婷遇到的水泵噪声，标准和夏超一样吗？
对此，上海交通大学振动、冲击、噪声研究所所长蒋伟康指出，目前法规没有对低频噪声做细致的划分。相关评估标准有缺失。
对于水泵、电梯、空调等通过固体结构传播的低频噪声，《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给出了31.5赫兹到500赫兹之间5个频段的噪声限值。不过两个标准文件分别适用于营业性场所、商业性活动和工厂企业，对居民楼内的噪声源不适用。
对交通噪音、变电厂噪音等通过空气传播进入居民楼的低频噪声，两大标准都没有相应规定。
蒋伟康表示，水泵等居民楼固有设备产生的低频噪声目前只能用普遍的A声级标准进行评价：多数居民住宅是1类声环境功能区，噪声限值一般是昼间55分贝，夜间45分贝。
他认为这一标准并不能准确反映低频噪声的生理和心理效应。“人体对噪声的敏感度不仅取决于噪声的物理特性，还和心理状态有关。”A声级计权的频率特性曲线在噪声的低频段大幅削弱，和人的主观感受存在矛盾。世界卫生组织在2000年发布的报告中同样指出：A声级评价标准对低频噪声的影响有所低估，针对低频噪声的标准限值应更加严格。
“没有标准，测了怎么评？”蒋伟康坦言，现在学界也在讨论如何在A声级的基础上补充新的评价方法，还没有定论。
治噪不止数值
在低频噪声的法规与标准完善之前，很多相关投诉只能依靠环保部门、街道、社区居委等协调解决。
调解者同样感到为难：在邻里社会，治噪不止“一个数值”。
10月26日，杨浦区生态环境局执法大队来到夏超家调解。“数据只是底线。”执法人员何康（化名）坦言，如果噪声问题都能用数字说话，确实能迅速“画上句话”。但实际测量低频噪声时，分贝数经常在标准限值上下浮动，达标或超标可能就差一两分贝。
噪声污染，尤其是低频噪声，常遇到“达标扰民”的情形：噪声没有超标，但对居民生活造成不容忽视的影响。
“不管测没测，它存在。”夏超夫妇控诉道，“就算达标，我们睡不着觉，这样真的好吗？”
此时何康等执法人员需要平衡法规和人伦。何康希望在依法依规的底线之上，能够通过调解改造噪声源，“人”的感受才是最终目标。他指出，就算要检测噪声数据，也希望最终的“一个数值”是用以解决问题，而不是激化矛盾。
如同夏超、尤婷的遭遇，因噪声维权产生的邻里、社区纠纷不断增加。林耀观察到，一些投诉者因为维权无门，开始以噪制噪、以暴制噪，触发了治安问题甚至刑事案件。如何将噪声矛盾化解于司法之前，正考验着调解者的智慧与居民换位思考的能力。
对此蒋伟康和林耀都提出，噪声知识的普及是换位思考的前提。“低频噪声的感受具有主观性。”蒋伟康感慨许多人没有“吃过苦头”，不会主动去关注噪声。
“居民很少懂噪声知识。”林耀谈到很多人仍然把噪声当作“弱”问题，相关研究需要更多人才和经费的投入。若公众意识到噪声问题的重要性，能规避很多纠纷。治噪不是追求静默噪音举报，而是权利的平衡。
何不从源头控制
“我们总不能围着一个泵转吧？”翟伟感慨，2020年尤婷自费5000多元做了减震工程，此后社区换了新泵、浮球、水阀、防震垫，前后花费3000多元，社区的公用维修资金本身就很紧张。今年7月30日，专业维修师傅说应该是管道的原因，关系到开发商，物业无能为力。
△水泵的管道已经老旧。
大旗快印也没有无动于衷：打印机脚下是泡沫垫，机房四周贴上了弧形隔音棉，但振动噪音仍然存在。
追溯源头，许多低频噪声在设备生产和房屋建设时已经产生：机电设备本体噪音大、设备位置安装不当、管道等装置铺设不当。对此蒋伟康认为，所有噪声都应从源头控制。后期受整改条件约束，整治难度大。
并且后期整改成本高、效果难以预料。林耀说明，若对顶楼水泵做专业降噪处理，费用是百万级，一般的噪音治理公司没有专业声学技术人员噪音举报，治理后噪声可能还是不达标。打印店有相似的顾虑：若加厚隔音棉，机器倾斜损坏影响经营；若在地面挖减震坑，房屋结构出问题，带来的是8层楼的安全隐患。
而从源头降噪需要一定投入。一边是噪声小的设备更贵。一只间歇作业的变频水泵5000多元，普通水泵只要2000元不到。另一边是降噪工艺需要资金和时间的投入。林耀直言，如果开发商完全按照环保要求施工，需采用特殊材料、增加房屋质量、拉长施工周期，房屋每平方米的成本至少要增加500元。
△此前做过的减震橡胶垫已部分脱落。
“开发商追求速度，但也要考虑居民的生活质量。”林耀指出，开发商在房屋设计与建造环节，经营者在营业执照审批环节就要考虑到噪音可能产生的社会影响，严格按照相关标准事先监测。他设想，开发商能否在房屋交付前告知噪声指标，保障业主的知情权。
蒋伟康表示，开发商要权衡好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只考虑技术的话降噪能做得很好，只是需要牺牲一些经济代价。”他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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